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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他是高年级的班长。
他听了频频点头,那副又委屈又可怜又失望的神情让我不忍心。
他送我到宿舍楼门口,那时,我身上的衣服已成了一件厚厚的雪的衣裳。他重重地拍我,直拍得雪花纷纷震落,渐渐露出那鲜艳如火的本色。
“我可以不再逃课,可是我没有办法不想你,阿娈。”他说。
我庆幸上苍擦亮了鉴的眼睛,让他在一群美丽活泼的女孩子中认出了如此平凡又如此敏感的我。我对自己说:将来要嫁,就嫁给那个为我震落雪花的男生吧。
接下来的日子,我因为一些琐事忙得晕头转向,几乎连喘息的功夫都没有。当终于可以静静坐下来梳理心情的时候,我失望地发现我和鉴之间的心灵感应竟飘散得无影无踪。
实在难以忍受没有鉴的春天。我找到理科生的宿舍,爬上七楼,敲开一间寝室的门。我说我要找鉴,一个戴眼镜的男生告诉我:鉴搬家了,他不再住校。
鉴失踪了,从我二十岁的世界里,他甚至没有留下一句话。
也许,仍是一份默契诱惑着我,在很久以后一个大雨瓢泼的周末,我发神经般地跑去一家离家很远的电影院里看电影。散场时我发现了鉴。他仍是高高瘦瘦,清清秀秀,身边依偎着一个长发女孩。那女孩有种苍白的美丽。
我叫鉴的名字,声音在风中发颤。
他居然还能维持住那不变的冷静,在写满心事的脸上挤出毫无生气的笑容。
“这是我的女朋友阿黛。”他指着那长发女孩向我介绍,然后又对阿黛说“这是阿娈,一个会写诗又很特别的女孩子。”
原来,我在他眼里仅是个“会写诗又很特别的女孩子”而已,我忽然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欺骗我,我笑出了冷冷凉凉的两声。
连我也觉得不可思议,我竟很平静也很平淡地问候他们,祝福他们,接着又心平气和与他道声“再见”
鉴关切地说:“好大的雨…”
我无视他的好意,我打断他的话,我说我是和另一个男孩子一起来的,他现在正在大雨里跑,只是为了给我寻一杯很特别的冰淇淋。
“你还是那么任性,阿娈。”鉴有点伤感地笑笑,迎风抖开一把紫色的大伞。他一手举着伞,一手揽着阿黛的腰,慢慢走进雨里,他的背影异常温柔,一把大伞几乎完全倾斜在阿黛头上,就是再大的风雨也打不湿她那没有血色的裙子。人去街空,路灯如梦,只有冰冷冰冷的雨仍淋着无泪又无助的我。
回家后,我发起了高烧,直烧得天昏地暗,有苦难言。
大病初愈的我变得好冷静也好憔悴。我用一只大箱子锁起了所有的红衣。从此,在别人眼里我成了一个素色的女孩,没有诗,更没有故事。
时光如流,我苍白依旧。
大学毕业后,我在本市的经济电台主持一个直播节目,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倾听着各种各样的人生。
再后来,我结婚,做了母亲,在循环往复的忙碌里,我以为我忘了鉴,我自以为往事尘封。
可是,一天在去直播室的路上,天空里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一如七年前那个上午。我忽然没有原由地想起鉴,只觉得有种痛切入肺腑。
那夜的最后一个电话是一个声音非常动听而又带点哀怨的女孩子打来的,她说她从小就喜欢一个男孩,发誓非他不嫁。那男孩子高高瘦瘦,清清秀秀,总喜欢穿着一身帅气的牛仔装。男孩只把她当作一个美丽而又不懂事的小妹妹,不管她如何努力,这种感觉十几年都没有变过。后来,她考上大学,并和那个男孩同系。可一纸冰冷的诊断书却使她不能去大学报到,她病了。在生命里最灰暗、最无助的日子里,那个男孩子很沉静地也很勇敢地负起照顾她的责任,甚至,做了她的男朋友。她任性地透支着那份感情。因为她以为自己会很快离开这个世界,满足地死在男孩子温暖的怀抱里,那个男孩也这么认为。可她居然奇迹般年复一年地活下来,她慢慢地恢复健康,她美丽依然,可那男孩却变得沉默又憔悴,他们谈到婚事,她哭着对那个男孩说别勉强自己,男孩大叫着告诉她:他爱的那个红衣女孩早已嫁人生子,现在,他娶任何一个别的女孩子都是一样的…
不知不觉中我已泪流满面。在走过许多风风雨雨的岁月,经历了许多咸咸淡淡的坎坷之后,我已渐渐懂得:爱就是爱,掺不得一丝同情和怜悯,带不了半点强迫和委屈,我们可以让出整个世界,但却不可以让出一寸至真至纯的爱情的原野。我忽然很想对鉴说:“真的,别勉强自己,好吗?”
“我不会嫁给那个男孩,永远不会,尽管我非常非常非常爱他。我祝福他,永远。”阿黛的声音湿润起来,她出乎意料地挂断电话,使我不知所措。也许,她只想在深夜里找个陌生人倾诉心情,她不需要任何人的安慰。
我的婚姻很幸福,我和先生爱得真真实实而又刻骨铭心。我们一生里也许并不会只爱一个人,但往往会有一个人让你笑得最甜,让你痛得最深,往往会有一处美丽的伤口成为你身体上不能愈合的一部分。我伏在工作台上,眨眼时,有冰冷的东西无声滑过面颊…
谁听过蝴蝶的歌唱
我的泪水很自然地流下来。以前也不是没有被男生追过,都是偷偷递张纸条约看电影的那种,而他却不是在追,分明是在固执地——要。
青春的爱不过是我手中的一只只纸蝶,遇见风,他会飘走;遇见雨,它会沉沦;遇见火,它会成灰。它有一双梦幻般的翅膀,却永远不会飞翔。我不要这样的爱。
夏天还没到,我们同寝室的六朵小花就商量着暑假怎么去北京。小芸说我们几个女生太不安全,应该在体育系找几个保镖。我们都说她没出息,却也暗暗认为她的话不无道理。于是我们都没说话,由她联系去。谁知她联系的保镖圈子不断扩展。弄得校领导以为我们要集体出走,当夜开着面包车跑到火车站,举着小喇叭到处呐喊。
我们作鸟兽状,四散而逃,各自隐蔽。
我躲到站台一个小售货亭的阴影里,正心神不宁地四处张望,忽然,一个人从背后抱住了我。他手劲特别大,勒得我喘不过气来。
是个男的,歹徒!
“救命!”我不假思索地狂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