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中国人虽有一句话，说“人命关天”其实，人命关不关天，看发生在谁上？如果说发生在我上，我要打死一个人的话，当然关天。但如果凶手是有权势的人，人命又算得什么？所以还是要看这关系到谁的问题。古圣人还有一句话，说“民为贵，君为轻”这不过是一理想，在中国从没有实现过。以前

鸦片战争是外来文化横的切，对中国人来说，固然是一次“国耻纪念”但从另一角度看，也未尝不是一次大的觉醒。日本对一些事情的观察，跟我们似乎不同。十八世纪时，国曾经击沉了日本两条船，使日本打开门，日本人认为这件事给他们很大的益，他们把一耻辱，当一神的激发。

在这长期酱在缸底的情形下，使我们中国人变得自私、猜忌。我虽然来国只是短期旅行，但就我所看到的现象，觉得国人比较友善，比较快乐，经常有笑容。我曾在中国朋友家里看到他们的孩，虽然很快乐，却很少笑，是不是我们中国人面肌构造不一样？还是我们这个民族太沉？

我们是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有资源，有人，八亿或者十亿，能够同心协力的话，我们在亚洲的情况，哪里会不及日本？

事实上，我们应该谢鸦片战争，如果没有鸦片战争，现在会是一什么情况？至少在座的各位，说不定上还留着一辫，女人还缠着小脚，大家还穿着长袍褂，陆上坐两人小轿，上乘小舢板。如果鸦片战争提早到三百年前发生，也许中国改变得更早一些，再往前推到一千年前发生的话，整个历史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认为这个“国耻纪念”实际上是对我们酱缸文化的大冲击，没有这一次冲击，中国人还一直地酱在酱缸底层，最后可能将窒息而死。

由于民族的缺乏朝气，我们有没有想到，造成这样的格，我们自己应该负起责任？中国人的人际之间，互相倾轧，绝不合作。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日本侦探长训练他的探员，要求他属下看到每一个人，都要怀疑他是不是盗贼。这心理状态用于训练刑事警察是好的，但是中国人心里却普遍地有这类似情况：对方是不是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好？形成彼此间的疑惧，这疑惧使中国人变成一盘散沙。

鸦片战争是一个外来文化横的切。西方现代化的文明，对古老的中国来说，应该是越早切越好。这个大的冲击，无疑是对历史和文化的严厉挑战，它为我们带来了新的质文明，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神文明。

由于长期的专制封建社会制度的斫丧，中国人在这个酱缸里酱得太久，我们的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酱缸的污染，不酱缸的范围。年代久远下来，使我们多数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德的勇气，一切事情只凭情绪和直觉反应，而再不能思考。一切行为价值，都以酱缸里的德标准和政治标准为标准。因此，没有是非曲直，没有对错黑白。在这样的环境里，对事的认识，很少去一步地了解分析。在长久的因循敷衍下，终于来了一次总的报应，那就是“鸦片战争”

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场”是由科举制度形成，一旦读书人官场之后，就与民间成为对立状态。那个制度之下的读书人，惟一的追求目的，就是官，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可以官，了官就有女和金钱。从前人说，行行状元，其实除了读书人里有状元，其他人仍是不值一文的工匠。那时候对其他阶层的人，有很多制度，不能穿某衣服，不能乘某车。封建社会一切都以官的人的利益为前提。封建社会控制中国这么久，发生这么大的影响和力量，在经济上的变化比较小，在政治上却使我们长期在酱缸文化之中，特征之一就是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使我们的酱缸文化更加、更加。

所谓质文明，像西方现代化的飞机、大炮、汽车、地下铁等等，我们中国人忽然看到外面有这样的新世界，有那么多东西和我们不一样，使我们对质文明重新有一认识。再说到神文明，西方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也给我们许多新的观念和启示。过去我们不知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一切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