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文件夹里发现了一张写着他名字的存折，里面存着二十万元。我吓了一跳，以为他在外面搞女人。我不动声色，晚上他下班回家，我就掏出那张存折问他怎么回事？李寂说，其实我早该告诉你，这是西坑煤矿给我的钱。我一听就沉默了，好久后我才说，你不是不拿这种钱的吗？李寂说，是啊，但是我拿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其实我已经拒绝过好多次了，他们把钱放在一条烟里面，我在抽屉里放了一个星期还是还给了他们。我说，那这次你为什么收下了呢？李寂叹了口气，说，冷薇，我失败了，你还不知道吗？我失败了。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事业失败还是人格失败了。我说，你会坐牢的。他说，这倒不一定，贪的人太多了，是结构性腐败。我说，你这样做，让我很吃惊。李寂说，我已经没办法了，我没有权力，所以做不了任何事，我还是分管工业和安全的副市长，可是连一个“樟坂经验”都阻止不了，我还有什么用？不如拿钱好了，我要让他们知道，我不是没有这个本事，我也有家庭，我也要孩子。

从这事以后，李寂陷入了一种奇怪的状况，他不再指责官场，因为他现在和他们一个样了，他根本没办法也没理由说七道八了。并且有时李寂也开始为那些贪官开脱，说他们在一种结构中被同质化的不可避免性。我问他，政治家是如何变成政客的？他说，政治家太少，全世界出现不了几个，政治家是在和政客的斗争中出现的，所以，政治家多半都在牢里。我说，我很担心你。李寂让我放心，说，我有度的，我很聪明，知道该怎么做，我也没有放弃理想，我只是暂时把理想和实践分开，暂时分开…

但我观察到，李寂由此开始变成一个极度矛盾的人，他常常应付完工作，就看那些他以前爱看的书，比如《甘地自传》、《纳尔逊-曼德拉》、《万历十五年》和《张居正》。他对我说，我大概只能去研究我的理想了。看上去他对工作出现了从来未见的消极态度，直到西坑瓦斯爆炸事件的发生。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下午三点，我们得到消息，说西坑煤矿发生瓦斯爆炸。当时李寂正因为肝炎住院，他拔下输液的针头就往西坑煤矿去了，我担心他的病，就跟了去。那几天我亲眼看到了他如何带病工作，他拚了命似的在第一线指挥抢救工作，直到当场昏倒在井口。我带他回到医院抢救，医生说，你再迟来一步就完了，李寂出现了重度黄疸，已接近爆发性重症肝炎的边缘，差点儿死掉，后来才被救过来。他醒过来的第一句话就像电影上的英雄人物一样，问我，又死了几个人？我知道他问的是煤矿上的事，我说，你差点儿快死了。他说，我死了也换不回他们的命。

李寂出院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二十万元用一个匿名寄给了此次矿难的善后处理委员会当了善款，这是我帮他寄的。用的是“刘良心”的名字；他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向上面递辞呈。他准备为此事下台。可是他的辞呈被打了回来。市里对这次矿难的责任认定为：个别私营矿主为了追求利润，不惜破坏安全警报仪器，导致灾难发生，所以，矿主是主要责任人。李寂对市长说，我觉得我要为此付责任。市长说，不正确地延揽责任并不利于真相的查明和促进安全生产，你不担负主要责任，瓦斯警报仪不是你装的吗？李寂对煤矿的安全的确有严格的管理，是他坚持关闭了一些小煤矿，并强制持有开采证的煤矿装上瓦斯警报仪。最后，李寂只受到了一次记过处分。